就文學而言，學院跟“修辭”或“學派”，媒體跟“熱點”，其實都有點錯失“文學的專業性”這回事。同時，文學內部正在以一種可能官方或整體未察覺到的方式產生并鞏固其專業或專業性，比如胡安焉、李娟。總之，文學的專業性已經是很顯在、很重要的時代命題了。在更加極變的當下，世界如何發生、意義如何生產、經驗如何形成，是更加重要的。這可以稱之為流動的當下。而自述剛好契合了用個人、作者自己的態度與想法應對這個命題。當然，使文學成為文學、使文學生成文學，是一個系統工程，所以很期待像自述這樣的“折返跑”給某種可能的未來建立一定的夯土地基。即日起，澎湃新聞邀請與文學相關的各行各業人士，寫作者、翻譯、出版人、文學雜志編輯、平臺方負責人、編劇、讀者等等，通過自述的方式，來談談文學。

何雨珈，譯者、自由撰稿人

從2009年起，我一直在做自由譯者。我特別喜歡翻譯，潛入進去的時候，是一種放松冥想和拯救。開始那幾年，我有點天真，翻譯得也沒想象中好。現在翻譯對我來說是非常穩定的工作了，翻譯計劃排了很長，一年多。我希望，做到我不能做為止，一本本書壘起來的人生也挺好的。

《君幸食：一場貫穿古今的中餐盛宴》（Invitation to a Banquet: The Story of Chinese Food）剛出版，2023年10月底我交的稿，這是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2022年寫的。之后會有幾本自然文學的書，幾本女性主義的書。這些都與個人成長、個人興趣有關，包括閱讀女性主義，我自己的性別思維也在覺醒。

現在我非常想翻譯難度很高的文學，從非虛構轉向虛構。邁克爾·麥爾（Michael Meyer）《再會，老北京：一座轉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之后，我基本上都在翻譯非虛構，它們都比較有可讀性。其實我不久前翻譯完了馬克·吐溫，總體上馬克·吐溫也不算特別難，他主要難在有很多舊時用的英語，過時的時事，他的小說很需要結合他諷刺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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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申請了港大（香港大學）的一年制碩士項目。Literay Journalism，相當于特稿寫作，老師是邁克爾·麥爾，中文名字梅英東。港大畢業后不久，我開始翻譯他的《再會，老北京》，相當于我非虛構翻譯生涯的開始。通過梅英東，我認識了何偉，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這批寫中國的外國作家，我非常喜歡他們的作品，尤其是何偉。

《再會，老北京》，【美】邁克爾·麥爾/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4月版

紀錄片拍攝課程的老師是湯美如（Nancy Tong），她非常嚴格，最后要求我們選擇一個拍攝對象，用15分鐘的片子講他的故事。我們小組四個女生，到廣州越秀區30萬黑人聚居的地方，選擇了一個娶了湖南老婆的黑人，展現他的生活。片子做出來還不錯，叫《巧克力城》（Chocolate Town）。

我還選修了一門中文課，《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的。錢鋼從頭到尾講中國新聞史，以及他在《解放軍報》、《南方周末》的舊事。

在港大讀新聞那一年，我學到了很多一線的經驗，因為授課老師都是非常優秀的一線記者，除了在課堂上講必要的注意事項之外，他們會帶我們去實踐。我是一個瘦小的、拄拐的人，總是猛沖，中外記者看到我都有點害怕，主動讓開，所以很多同學都想和我一組。我架著拐，手持拍攝，他們扶著我，我們沖到最前面，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和素材。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我們是唯一一個在推特上用雙語實時記錄票數、時況的平臺。

只有那一年，我才認為我是一線新聞工作者。但是我一直在關注國內非虛構發展，我感覺現在國內非虛構越來越偏特稿。我結識了很多非虛構作者、特稿作者，他們很不容易，能找到很多突破點，我非常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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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翻譯得更好，不存在一個具體的訓練過程，我認為這和“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的道理是一樣的。首先，感謝我很早開始做翻譯，它給了我空間。其次，感謝我遇到的所有編輯，他們幾乎都沒有批評過我，當然修改是存在的。

從一開始，我就自我感覺翻譯得很好，其實我知道，2009年前的書現在不能看了。那些書也不是特別厲害優秀的書，我也沒有對作者有敬畏之心，我特別會突出自己，翻《靈魂交易者：營銷的謊言與真相》（Soul Traders: How Honest People Lost Out to Hard Sell）的時候，遇到廣告詞我就發揮文采。

慢慢地我開始理解到，譯者要尊重原書，敬畏作者。我經常說，每一本書都是非常具體的，沒有一個整體的規則要遵守。隨之而來的是，作為譯者，我沒有翻譯風格，作者的風格決定了我的風格。

《向伯利恒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是我最難翻譯的書，我特別沒有信心。瓊·狄迪恩（Joan Didion）的語言實在太有風格了，也離我很遠，在我的舒適區之外，一個whole new world（完全的新世界）。我當時讀到就傻眼了，這怎么翻，怎么體現她的語言的flow（流動），所以我翻的過程很痛苦。為了使瓊·狄迪恩的文字、故事自然流露出來，首先，我不做任何改變，她的語序是什么，我的語序就是什么；然后，盡量選擇最貼合她的用詞，不考慮中文是什么樣子；最后，在完全尊重她的基礎上，再順一遍。其實，完全隱去自我是很難的，要不斷掙扎。

這期間，我看了很多瓊·狄迪恩的周邊，紀錄片《瓊·狄迪恩：中心難再維系》（Joan Didion: The Center Will Not Hold），重新讀了海明威（瓊·狄迪恩曾經手打了海明威的所有作品），慢慢理解了她。我經常說，向她投降，我不在了，我不存在在《向伯利恒跋涉》這本書里。

《向伯利恒跋涉》，【美】 瓊·狄迪恩/著，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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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的“信達雅”不算具體的標準，能做到信已經很難了。陳以侃——人稱“行業明燈”——有段話說得特別好：當你熟悉兩種語言到一定程度后，你在翻譯、轉換語言的時候，你想的就不再是具體的文字，而是你讀原文時腦子里出現的意象和情景。

《魚翅與花椒》（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是我最暢銷的書。大家都說，何雨珈的翻譯很出彩，當然聽到這樣的表揚我很開心，我也很需要表揚。但是我永遠停下來想一想，扶霞寫得就非常好，我只是完全遵循原文給我的畫面感、意象、感覺，很自然地進行選詞處理。我和扶霞關系非常好，我們的交流非常多，翻譯她的書的時候，我可以和她商量。

《魚翅與花椒》，【英】扶霞·鄧洛普/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扶霞是大半個中國人，她很了解中文的表現力是什么，這是可遇不可求的。她用的都是簡單的、準確的、生動的動詞，大一大二學生也能完全看懂她的書。他們那群寫中國的外國作家都是這樣，何偉講涪陵師專的大喇叭灌注到耳膜里，用mommy noises；扶霞到四川清溪的村子，文廟破敗了，她寫“whispered of its former glory”。（Once, it must have been splendid; now, it barely whispered of its former glory. 它曾經一定是無比輝煌壯麗的，現在幾乎找不到舊日的蛛絲馬跡了。）

這對我的寫作也是一個啟發。我是我媽媽用中文詩詞壓灌出來的一個娃，老覺得要追求賦一樣的文采。現在我的中文寫作很少再那么多的抒情。我有很多母語是英語的朋友，他們嘗試中文寫作的時候，會反映說，英語寫作第一條就是要避免cliche（陳詞濫調），比如避免別人用過的比喻。中文不一樣，中文講究典故。

考慮到這個因素，現在我翻譯時可能更多要直譯，棄用漢語那些典故式表述。比如，mushroom after the rain，以前我會下意識翻譯成“雨后春筍”，這在扶霞寫中國的語境中還算合適，如果在美國語境中，蘑菇更合適。直譯出來，有時候也會給漢語帶來更多的活力。

說到這個，我發現大家對什么是好的翻譯作品的標準，是逐漸在變化的。創作也一樣，好的創作的標準也是在變化的，環境在變化，讀者的口味在變化，這些多少決定了我們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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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語言。這可能得歸功于我媽媽。我媽媽是語文老師，她把我關在家里讀詩背詩，至少是《將進酒》那么長的古詩。好在她簡單粗暴，也沒有給我很大的抗拒，我挺喜歡背詩的，也很享受大家鼓掌的那種感覺。

和現在很多人相比，我的英語起步很晚，初中開始背英語，我背功還不錯。之前好多報道都說，我高考英語是146還是148分，已經太久遠了記不太清楚。在此我想澄清一下，英語成績不代表任何東西，高中英語根本不是語言文學，只能說某種意義上的入門。

初中，我就對語言之間的變換，開始有了朦朦朧朧的看法。我會做一些小游戲，比如英語的押頭韻（Alliteration）轉成中文的押尾韻，讓兩種語言彼此無法翻譯的部分對應起來。我認為，語言都是相通的，當然也存在不通性。文學也是相通的，文學是全世界可以享受的遺產，我們有很優秀的華語文學，他們也有很優秀的英語文學。

當時，我讀到了一篇文章，“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于獨處幽居之時；其博彩也，最見于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于處世判事之際。”這篇文章把我給整蒙了，寫得好好，整個抄下來背誦。作者署名王佐良，名字很像老派文人的感覺，我就想這是不是明清小品。

初三，我在英語拓展閱讀里，讀到Francis Bacon（弗朗西斯·培根）的Of Studies，開頭怎么非常熟悉，想到署名王佐良的《論讀書》。當時我們小地方（四川綿陽）互聯網剛起步，微機課（電腦課）上，我上網查，發現原來《論讀書》其實是翻譯的Of Studies。我查了王佐良，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當時我想考北外。這是一個有意思的開始。

高一，我得到了林語堂翻譯的《浮生六記》（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rtist）。石韞玉給沈復納妾，沈復不同意。蕓娘（陳蕓）說，“我自愛之，子姑待之。”林語堂翻譯，“But I love her. You just wait.”好簡單，又好棒。后來讀了語言學教材，我才意識到這是從高語境到低語境的轉換。

我曾天真地認為，等到了這個歲數，我也會變成林語堂。現在想想，這就是我做翻譯的初心吧。

何雨珈與她翻譯的《巴比松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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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語堂那個年代到現在，翻譯行業日新月異，現在互聯網搜索到的資料比那時候的資料豐富得多，這就注定了我的效率肯定要高很多。大家都說，翻譯是一個遺憾的藝術，現在只能說，翻譯是一個更加遺憾的藝術。作為譯者，我只能保證在可控的時間與精力范圍內，盡量做到準確，盡量做到滿意。每一次，電腦文檔、紙質清樣我覺得已經改無可改了，但書做出來后，我翻開看覺得還是有很多可改的地方。

林語堂、王佐良做翻譯可以養活自己，我如果幾年翻譯一本，肯定不得不做其他事來養活自己。傅雷每天只翻譯800字，還要散步斟酌，現在肯定不止。我也認為，現在翻譯的稿酬比較低，應該提高，但其實每天保證8小時工作量還是可以養活自己的，我當時在北京也可以，可能我能耗比較低，平時消費也不是特別高。

你可能之前就知道，譯者拿的是死錢。死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多少字多少錢，業內叫版權的稿酬。我的大部分書都是死錢，像《紙牌屋》（House of Cards）印了那么多冊，和我沒關系的。少數像《魚翅與花椒》，有印數稿酬，也不是特別多。

說到我的書普遍銷量都比較高，這和我也沒關系。你知道嗎？書籍越暢銷，譯者被罵的幾率也越大，網上很多罵我的，當然我現在已經不看了。銷量高，第一個原因是它們偏社科，尤其是外國人寫中國的書，自然會吸引更多讀者；第二個原因是，選書的傾向，書的語言必須吸引我，很棒很有趣。至于書有沒有賣相，編輯會考慮。

第三個原因是，如果我特別喜歡某本書，我會非常努力地推銷它。我在翻譯的過程中獲得的滋養越多，我就越努力推銷它。編輯很少看得到我這么能吆喝的譯者，現在ChatGPT很火，我就開玩笑說，我和ChatGPT相比最大的優勢是活人賣書。

對于譯者，目前最嚴峻的問題是，AI越來越先進。很多人私信說，他們很熱愛翻譯，也很羨慕我自由的狀態，很想加入翻譯行業，翻譯稿酬低也無所謂。我很不建議他們走翻譯這條路，尤其是剛畢業的新人，因為你最開始能接的活，AI完全能取代你，還輪不到你翻譯特別棒的、文學性的作品。如果你想要有成果、有轉化率，很困難；如果你單純想做翻譯練習，可能會有點孤單，也沒反饋。有時候，我還挺為他們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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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大學剛畢業沒幾天，我就遭遇了那場車禍。從那一刻開始，我的人生發生了轉折，走向了一個比較自由的狀態。回想我的大學生活（2005年-2009年，北京外國語大學），真是乏善可陳。我做了一個戲劇社，本來想演戲劇、導話劇，卻淪為了社長，只是做些幕后工作。只能說，我讀了四年英語專業，積累了些基礎。

所以，那場車禍幫我在冥冥當中選擇了翻譯這條路，然后我發現我非常喜歡翻譯。如果接下來那幾年我腿腳方便，我也許會成為一個優秀或不優秀的紀錄片人。大學的時候，我開始翻譯紀錄片，后來特別想做紀錄片，記錄各個地方的生活、文化。我喜歡公共性，不喜歡時效性，時效性就像吸血鬼撲在采訪對象身上，吸完血就走了。當時還有很多優秀的紀錄片導演，比如胡杰、范立欣。

我是腿部帶著傷去港大的，回來后，我做了一個風險比較大的手術。現在我的腿還不是正常的，留下了永久的鋼釘。術后，我休息了比較久，邊休息邊繼續做之前的工作，翻譯。我記得，翻譯完《再會，老北京》，我拄著拐去北京胡同里，找了好幾個人送簽名本。

2016年，我翻譯了《當呼吸化為空氣》（When Breath Becomes Air），再次回想起那些住院的時光。我特別喜歡這本書的后記，“他坦然真誠，自己本來規劃好的未來變得無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時又創造了一個新的未來。”

一直到現在都有人給我寫信，說人生中遇到了重大挫折，《當呼吸化為空氣》給了他很多力量、平靜、安慰。我有次看牙醫，牙醫看到我的名字說，你是不是《當呼吸化為空氣》的譯者。像這樣，我的很多書無論暢不暢銷，我都接收到了非常綿長的反饋。

《當呼吸化為空氣》，【美】保羅·卡拉尼什/著，浙江文藝出版社·貓頭鷹文化， 2016年12月版

我翻譯完一本書，把它交給編輯，這本書和我就沒有關系了，它是作者的創作，我只是鸚鵡學舌。但是當讀者給我這種反饋的時候，我才感受到在文學傳播環境中，我發揮了一點作用。我也會從中獲得一點點的、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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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港大畢業后，我選擇了回成都。這幾年我在朋友圈看到在北京的同學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可能當時想堅持這份工作，我就回來了。

我日常居家辦公，能宅就宅，我把自己的小天地打造得很舒適，搞得沒辦法拿電腦出去工作了。經過了三年疫情，現在我能出去就出去，能辦線下活動就辦線下活動，能參與公共生活就參與公共生活——我記得，2018年才出現了公共生活這個詞。

何雨珈與扶霞一起參加新書分享會

過去幾年，我做了超級多線下活動。成都的公共生活我愿稱之為虛假繁榮，它還在被打壓、被干涉的狀態，但它還是頑強地生長了起來。

每一屆成都生活美學大賞都讓我看到，成都的角角落落在發生著非常豐富的文藝事件，這座城市還值得我繼續生活下去。我沒算過，可能成都一天有二三十場活動同時在進行，我經常說成都的文藝青年不夠用。玉林區是個很神奇的地方，它有很年輕的很新的東西，也有很本地、很老的生活。在玉林的白夜，里面進行著高雅的藝術活動，外面院子有人下象棋、喝茶、打麻將。

到現在，我在成都待了十年，在它生活成本還很低的時候，建立了自己的“附近”。我想我的附近就是我的公共生活，它能幫我保持生活節奏。那句話說起來太cliche了，關注具體的人，關注具體的事物。我實在有太多想及時分享的了，面對人群，展示并分享快樂，已經是我的本能了。

2021年，我要寫一篇特稿，出發去采訪前，請何偉、張彤禾（Leslie T. Chang）為我上了一節“特訓課”。他們說，最重要的是記錄一切。我接觸過很多優秀的作者，他們都有個小本子，隨時拿出來記錄。我自己也有一個筆記本，有的東西我要沉淀一下，把它記下來。以后翻看，它可能是一個更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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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我沒有焦慮，要選個非常謙虛的詞，我比較自在了。我現在的工作、現在的生活，從一開始我就能夠接受，因為翻譯帶給我太多的好，它的不好我也能接受。我想選擇一生要做的事情，都要遵循這個原則。

我能選擇一種單純的翻譯生活，以它為生，時間還自由，這已經是我為自己掙得的特權了。現在大部分人，每天通勤，做不喜歡的事，應付很有目的性的社交。我不用的，我如果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是完全不用和人打交道的。

其實，我生性活潑，用流行的話來說，一個大e人，心里面有什么一定會說出來。我沒有寫過長篇作品，因為我覺得創作是一個很向內的事情。很多文化從業者朋友，尤其翻譯，他們可能性格內斂，容易想很多很深刻，我不是一個特別深刻的人。

扶霞做客何雨珈的播客《繞城外》

我平時會做很多的調整，比如觀鳥，我每交一個稿子，就要出去接觸自然，當我對大環境、對人類社會感到恐懼時，我可能也退到自然里。在自然里待著的時候，我能讀下去殘酷的氣候書籍，思考深刻的命題，還沒那么難過，因為自然它還在那里。自然給的能量能讓我再回來。

有時候我也非常確定，我現在的狀態是一個泡泡，我像鴕鳥一樣，希望泡泡不要破裂。有一天，泡泡破裂了，我喪失了那種自由，沒法做眼下的工作，我可能會無法自處，完全不知道該怎樣走，或者我需要努力地尋找自救。整體上，我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能走一天是一天，等到盡頭再說。